配资查询114 父亲金绍山，为西藏解放事业累死的红军将军，年仅41岁

进藏红军金绍山配资查询114

金坚

我们的父亲金绍山1916年农历11月出生在大别山区的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镇河西村（原属河南罗山县，档案记载出生于1915年）一个贫困家庭，一无田地、二无房屋，全靠爷爷奶奶给地主扛长工、担水和洗衣服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姑姑很小就送给人家做童养媳，两个叔叔很小的时候，一个患病无钱医治而亡，另一个上街讨饭，正扒入口时，被一挑重担的换肩撞倒，一只筷子插入鼻孔，大出血戳死。父亲九岁給地主放牛，受尽了地主的打骂，稍大点又去学木工。

1929年秋，在共产党领导的黄麻起义影响下，经过长期准备和周密布置，宣化店起义也一举成功。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成立了农会、妇女会、工会、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父亲参加了少年先锋队并任分队长。在受到的宣传中，知道了共产党打富济贫，是无产阶级、穷人的党。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官兵平等，亲如兄弟，不打人不骂人，便有了参加红军的想法。不久，父亲报名参军，但因嫌他年龄小，在红军队伍里只待了个把月又退了回来。

1930年10月，父亲虚报一岁并死缠着不走，才又参加了红军。在罗山指挥部(即罗山独立团）通信排任通信员。从此，父亲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和曲折，都要跟着走，始终牢记“必须保持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从此，为穷苦人打天下，南征北战，历任通信员、班长、排长、指导员、干事、教导员、营长、副团长、团政委、分区政治部主任、分区司令员、旅长、师长、西藏军区后方部队第一副司令员、西藏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共西藏军区党委副书记兼监委书记。

父亲戎马生涯二十七年，可谓是短暂辉煌的一生。他先后转战在五个地区，征战在三条路上。五个地区是：一在鄂豫皖，参加过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等斗争；二在陕甘宁晋，参加过直罗镇、平型关大战及东征、西征等战斗；三在冀鲁豫，参加过冀鲁豫边区多次的反“蚕食”、反“扫荡”及水东地区的三次反“围剿”等战斗；四在豫皖苏，参加过睢杞、开封、淮海等战役，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五在康藏高原，参加过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川西剿匪战斗、抢建甘孜机场、修建康藏公路(即川藏公路）和建设西藏、巩固西南边防等任务。三条路是：一条在红25军，1934年7月激战长岭岗，脸部负重伤，于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村出发,带伤参加长征，经历过鏖战独树镇、血战庾家岭，抢渡泾川汭河四坡村等战斗，百战不死，一路征战到陕北；二条在八路军115师344旅，大战平型关，平山温塘战日寇，从晋东南出发，南下豫北修武、焦作，破袭敌铁路交通线，一路征战到冀鲁豫；三条在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8军53师，率部从豫皖苏出发，经历过渡江、浙赣、衡宝和贵阳、成都等战役，千里迂回大西南，一路征战到康藏高原。

父亲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最亮点当属坚持冀鲁豫“水东”敌后根据地、驰骋“豫皖苏”和献身“西藏高原”！

一、坚持水东根据地

1945年6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冀鲁豫军区为加强水东地区力量，决定派时任团政委的父亲和团长汪家道伯伯率冀鲁豫军区特务团（后改为冀鲁豫军区第29团，1949年2月整编为第17军49师145团）南下水东地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任务，并任命父亲为水东军分区（冀鲁豫第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水东地区位于河南东部，陇海铁路线南面，包括以睢县、杞县和太康等地为中心的十余县（史称“睢杞太地区”），因位于新黄河以东而得名，新黄河是指1938年蒋介石为抵御日军从徐州西进，在郑州花园口炸（扒）开了黄河大堤，迫使原东流的黄河水改道沿贾鲁河（称为“新黄河”）南下流向淮河，滚滚黄河水淹没了豫东大地，数百万人民顿遭没顶之灾，形成了方圆数百里的黄泛区，水东处于豫东地区的核心位置。

抗战初期，彭雪枫、张震领导的新四军东进支队与吴芝圃领导的豫东游击支队会合，率先在这里创建了豫皖苏边区，后来因敌情变化，1941年新四军做战略转移，离开了豫东，退到津浦铁路以东，失去

了豫皖苏地区，仅留下了水东这块根据地。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中央从全局考虑，于1943年1月将其划归八路军冀鲁豫军区。

水东地区位于陇海铁路以南（图片来自武乡八路军纪念馆）

抗战时期水东军分区处于整个华北根据地最南端（图片来自武乡八路军纪念馆）

水东地区是华北八路军与华中、中原新四军联系的重要通道和桥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又是处在日军、伪军和顽军、反动会道门等四面包围中，孤悬于敌后，斗争复杂，环境险恶，在抗战时，我们就有四位地区级的领导干部先后牺牲了。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派兵抢占战略要地。他们视水东根据地为“眼中钉”，“肉中刺”，是国军必抢之地，不承认共产党八路军的水东根据地，妄称该地区只有“土匪”“金绍山匪部”，集结重兵，不顾国共双方“停战协定”，大举“围剿”。在严重的敌情面前，冀鲁豫军区及时指出，水东是军区的南大门，也是南进的跳板，一定要坚守住这块阵地，虽然在停战时期，但水东的枪声一天都没停止过。

当时“黑云压城”，部队思想和地方群众情绪十分动荡，个别同志对坚持水东地区斗争信心不足，想离开水东。在这关键时刻，军区一个上午连来了三封电报，将父亲任命为军分区司令员。父亲受命于危难之时，他说：“水东这块地方不要，中央不会同意，水东人民也不会答应。”充分表现出他高度的组织性和勇于承担艰巨任务的高尚品质。

父亲与李中一伯伯、陈子植伯伯、惠毅然叔叔、苗丕一叔叔等领导，率领分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冀鲁豫军区30团(前身即新四军水东独立团，1949年2月整编为18军53师157团）和县区武装3000余人，与十倍于我的三万多敌人，展开了艰苦决战。战斗极其频繁和残酷，曾有一个月连打了28仗，甚至一天竟打了3仗。群众中有“参加了30团，活不到一年”的流传，国民党商丘绥靖公署，在报纸上曾以5000大洋悬赏父亲的人头，父亲幽默地说：“才5000大洋，老蒋也太抠了吧！”经过近一年的斗争，在上级正确领导和兄弟部队支援及广大群众大力支持下，连续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巩固并发展了水东根据地，为后来建立豫皖苏军区，恢复豫皖苏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驰骋豫皖苏挺进大西南

1946年12月，中央为了统一和加强豫东、淮北地区的对敌斗争，决定恢复豫皖苏根据地，建立豫皖苏军区。初时下辖三个军分区。原水东军分区为第一军分区（自此水东分区脱离冀鲁豫军区），已大部丢失的原华中第八军分区为第三军分区，开辟鹿邑、淮阳等地区为第二军分区。将水东军分区的30团和华中第八分区的34、35两个团及骑兵大队组建豫皖苏军区独立旅，为军区机动作战部队，任命父亲为独立旅旅长,张太生为政委。

1947年父母亲在河南淮阳

刚成立的豫皖苏军区说是下辖三个军分区，实际上只有第一军分区（即原水东军分区）为我军实际控制，故军区确定1947年的战斗任务是“依托巩固扩大第一军分区，恢复第三军分区，开辟第二军分区”。父亲在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伯伯、吴芝圃政委等首长的领导下，率领独立旅采取分路出击，远程奔袭等战术，攻城夺寨，内线歼敌，外线出击，大踏步机动，粉碎了多我数倍的敌人用“棋盘战术”，对我的“驻剿”、“追歼”，妄图消灭我军的阴谋，歼灭、牵制了大量敌人，完成了军区1947年的战斗任务，策应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到1948年上半年豫皖苏军区发展到八个军分区，控制了淮海路以南，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为我晋冀鲁豫五大战略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豫皖苏）之一，豫皖苏地区后来成为淮海战役的主战场。

同时豫皖苏军区、独立旅有力地配合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进攻，并直接参加了由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分别发动的睢杞战役和开封战役。在藤庄阻击战中，独立旅坚守6天6夜，击退国民党王牌主力新5军（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45旅数十次进攻，始终未让敌前进一步，圆满完成了任务，保障华野顺利打下开封。

豫皖苏独立旅在东集团陈赓司令员指挥下围歼黄维兵团（图片来自淮海战役纪念馆）

淮海战役中，独立旅先后直接归属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指挥，当作野战部队先后参加了阻击迟滞黄维兵团、蚌埠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双堆集围歼黄维兵团等战斗。

在围歼黄维兵团时，豫皖苏独立旅奉命压缩包围圈，攻占小杨庄，歼敌600余人。敌14军主力以成团成营兵力在坦克协同下，向我独立旅阵地轮番进攻，妄图突破独立旅阵地，黄维不甘被困，在炮兵、航空兵掩护下，孤注一掷，全力突围。在伤亡重大，粮弹将尽的情况下，独立旅誓与阵地共存亡，配合兄弟部队坚守阵地8天9夜，毙俘敌4500余人，我方也付出了伤亡1300余人的代价，为歼灭黄维兵团做出了贡献。战后，陈毅司令员曾翹起大拇指，对时任豫皖苏军区政治部主任的王幼平说：“你们独立旅是这个！”并开玩笑说，要用华东野战军缴获的武器弹药等装备，换独立旅到华东野战军。

1949年2月豫皖苏独立旅，奉命整编为第二野战军18军53师，父亲任师长，王其梅伯伯任政委。随即在18军编成内打过长江，53师在浙江开化马金岭活捉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张义纯中将以下7000余人，江南首战大捷。接着挺进江西永新，参加衡宝战役，解放贵州，出击川南，53师158团首先发现宋希濂集团踪迹，随即配合阴法唐叔叔率领的155团，追歼活捉宋希濂，最后参加成都战役围歼胡宗南集团。

1949年父亲在进军西南途中（衡宝战役图片来自网络）

1949年8-10月，18军奉命配属四野12兵团肖劲光司令员指挥，参加衡宝战役，由江西永新、湖南茶陵出击（东路），与四野部队共同围歼国民党白崇禧集团（见下图）。

任务完成后18军归建5兵团（杨勇司令员、苏振华政委），由湖南芷江西出贵州，南下西南。

1950年1月父亲与54师长张忠（中）18军作战处长顾草萍（左）在重庆

三、献身西藏高原

1949年12月底，18军参加完成都战役，按照计划驻防川南，53师驻防泸州纳溪。1950年1月5日，18军正怀着胜利喜悦的心情，向川南地区进军途中，突然接到上级电令，紧急通知部队停止前进，53师在夹江待命，军首长和各师一名主官到重庆开会。

1月15日在重庆，父亲随军长张国华伯伯、政委谭冠三伯伯，参谋长陈明义叔叔等军首长参加了二野兼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召开的会议，领受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艰巨任务。这对于正准备要在富饶的“天府之国”川南安家的18军广大指战员来说，要改去荒凉、艰苦的西藏高原，的确感到很突然。许多人的思想一时很难转弯，有的干部公开表示不愿去，甚至还出现了很多逃兵。而对上级交给的任何任务从不讲价钱，执行命令坚决的父亲，这次仍不例外，在刘邓首长召开的会上，他和军首长一样，向刘邓首长表态：坚决执行命令，保证完成党交给的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

回到师里，他又在师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会上带头表态：“党现在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是我们的光荣，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们不应该计较个人得失，应该全心全意为藏族人民服务。”并要求指战员积极学习藏语文。

军政委谭冠三伯伯参加了53师动员大会，并向全军表态：“……高原有幸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军师首长的铮铮誓言，鼓舞了18军全体指战员。

从1950年初原师政委王其梅伯伯升任军副政委，到1952年4月调父亲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两年多，师里一直没有配政委，身为师长又是师党委书记的父亲是军政工作一肩挑。

1950年，为扫除进军西藏的障碍，父亲率部一面配合工兵部队抢修雅安至康定的旧公路，一面在川西雅安名山地区展开了剿匪斗争，由于完成任务优异，父亲当年荣立一等功。名山人民为了纪念剿匪牺牲的烈士，在城西建立烈士陵园，父亲为此专门请邓小平政委为陵园题字（现为名山“步兵53师烈士陵园”最珍贵的纪念文物），随后西南军区、18军领导也为名山烈士陵园题字，纪念英雄们（名山烈士陵园现为“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邓小平给名山烈士陵园的题字

名山烈士陵园现存有53师金绍山师长、邢天仁副师长、苗丕一副政委、于一星参谋长、洪流主任题写的“为人民翻身事业而牺牲的烈士纪念碑文”。

父亲（执旗者）为53师158团授予奖旗接旗者冉宪义团长（图片为53师文工队老战士陈钦甫叔叔提供）

1951年初，父亲率部进驻西康甘孜，奉命指挥修建甘孜机场，确保贯彻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12月通航后，不顾严寒冬季，又率部登上雀儿山抢建公路，于1952年元旦，如期完成了打通雀儿山的任务，确保落实1952年底康藏公路通车至昌都的要求。

修建甘孜机场时，在空军及有关技术人员指导下，完全是由18军后方部队的53师（缺157团）、54师及西南军区军大八分校（18军随营学校），卫校、西南军区机械营和当地藏族民工近两万人负责施工。并以53、54师机关为主成立了机场修建司令部，任命父亲为司令员，张忠伯伯为副司令员。修建司令部党委由53师、54师和八分校的七名领导干部组成，父亲为书记。

1951年父亲在甘孜白利寺留影

上图：甘孜机场修建指挥部成员(左起）：赵总工程师、金绍山（53师师长、建指指挥长）、石光海（工程处长）、于一星（53师参谋长）、田工程师。

人民空军克服重重困难飞越海拔四千多公尺的山峰，试航成功平安降落在康北高原第一个空军基地

1951年12月7日飞机降落甘孜机场，父亲为空13师飞行员佩戴红花

父亲在指挥修建机场中既能坚持原则，又能团结一班人，虚心听取大家意见，善于集中群众智慧，身先士卒，经常到施工现场跟班作业，按期圆满地完成了修建任务。被大家誉为党委的“好班长”，并再次荣立一等功。

1955年全军整编，西南军区撤销，成立成都、昆明和西藏三个大军区。军委原来准备安排父亲到昆明军区工作，时任西藏军区司令

员张国华伯伯找到正在重庆第七文化速成中学学习的父亲，希望他能再回西藏工作。自1952年4月，父亲在打通雀儿山后，奉命离开西康德格，调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并先期赴朝鲜参战3个月。进入军事学院不久，由于长期的战争环境，影响了身体健康，被查出患有肺结核，因此只能休学。由于治病休养耽误了学业，按当时规

定必须从军事学院退学，1954年转入重庆第七速成中学学文化。为防止肺结核复发仍在定期服药(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此药有伤肝的副作用），身体也大不如以前，但父亲还是答应了张司令员的请求。

1955年夏在重庆唯一的全家合影照

父亲对妈妈说，西藏军区的首长有的年龄比自己大，有的身体不如自己，理应去帮助他们分担一些责任，同时考虑到西藏干部少，虽然艰苦，但工作总要有人来做。父亲的一席话，再次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不计名利不图享受，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的高尚品德。

1955年12月，父亲到成都参加了由贺龙元帅主持的全军西南地区的将军授衔授勋仪式后，中止了在文化速成中学的学习，不顾肺病未痊愈的身体，跟随政委谭冠三伯伯沿着川藏公路，边走边调研，重返西藏工作，于1955年底到达拉萨。

上图为：1955年12月在成都参加贺龙元帅主持的西南地区授衔仪式后与战友们合影。从左至右：金绍山少将王贵德少将钟赤兵中将谭冠三中将汪乃贵少将

1955年11月16日参加授衔仪式的通知

刚与我们团聚不到一年的父亲，面对再次与亲人的长期分离，曾对战友惠毅然叔叔说：“我结婚已经十几年了，也已经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了，但因过去的战争环境和今天边防任务的需要，我常和自己的亲人不在一起，这算不得什么，没有前人的流血牺牲和艰苦奋斗，哪有我们今天的胜利！”

当时西藏和平解放五年，西藏地区内部事物仍由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项任务艰巨繁重，环境条件异常艰苦。而在西藏工作的领导干部，正如父亲所说很少，仅西藏军区的领导干部也只有七名。除司令员、政委外，只有两名副司令员，三名副政委。张司令员、谭政委和范明、王其梅两名副政委还都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简称西藏工委）和昌都解委会担任着重要职务，他们主要精力都在协助中央代表张经武伯伯做地方的民族、宗教、统战及外事、经济等工作。军区内部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副司令员陈明义叔叔、李觉伯伯和我父亲负责，而且他们还分别兼任司令部参谋长、后勤部长和政治部主任。还要参加西藏工委对高层统战对象以及涉外等工作，对西藏广大群众，特别是上层人物积极宣讲党的方针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

繁忙的工作和恶劣的生活环境，本来身体健康不如以前的父亲更感不适，但他仍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经常下部队去边防，即使在拉萨军区机关大院，他也是常到干部宿舍，机关食堂，连队营房等地，关心干部战士生活，听取他们意见。时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洪流叔叔见他身体不如以前，劝他吃些奶粉、鸡蛋以增加营养，他则说：“我们的生活比修路时已经好多了，现在比人民好，比战士也好，还是多关心部队生活改善。”18军著名军旅诗人、作家、文工团员杨星火阿姨深情地回忆道，“金副政委呀，经常甩开警卫人员，‘微服私访’……总而言之，他常常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群众之中，哪里他都能深入进去，什么事他都想知道。”

父亲（中）与同志们碰杯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

1956年父亲与军区文工团王建华李俊琛陈军冯诗敏（从左至右）在拉萨合影（李俊琛阿姨提供）

上图：1956年冬张经武（左7）谭冠三（右8）范明（右4）周仁山（右1）金绍山（右5）等与苏联航空代表团合影（图片来自谭冠三纪念馆）

当时的西藏仍处于战时状态，要求部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父亲为此经常到部队检查。时任159团炮兵营军医的梅应生叔叔回忆：1956年4月一个星期日，为保证成立自治区筹委会活动安全，金副政委突然来到营里，与正在下棋的他们亲切握手，一一询问姓名、年龄、职务等，并详细了解炮兵阵地情况，要求一定要注意炮弹存放地安全，防止敌人破坏，并指着军区大院左前方陡峭的药王山说：“药王山是拉萨城的制高点，地势险要，一旦敌人发动武装叛乱，必将对我军区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尤其山巅几处土屋，对着我军区的黑洞洞窗口，里面是些什么设施，要想法搞清楚”。随后我们派出了化装侦察员，搞清了情况，并向金副政委写了书面报告。1959年平叛，印证了金副政委预判。我们炮兵有力配合步兵，一举攻占药王山，取得了平叛战斗决定性胜利。

1956年5月底，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简称西藏筹委会）成立庆祝活动结束后，张国华伯伯要乘陈毅副总理率领的代表团的飞机回北京，临走前他劝父亲也搭机回内地休息一下。父亲考虑留在拉萨的领导干部不多了，主动要求留下并答应来年这个时间再回内地，带孩子们回老家（父亲自从参加红军，就再没回过家乡）。他考虑的总是工作，从不考虑自己。

1956年底，中央同意DL【编者注：D=达，L=赖（下同）】和班禅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2500周年涅槃佛事活动。为了做好这一重大涉外统战工作，中央明确要求西藏工委、军区派出领导干部，做好DL和班禅一路的安全保障。从1957年1月初至4月1日近三个月的时间，父亲领受了这一重要使命，带领相关工作人员及仪仗队三百余人，顶风雪、冒严寒，在极其缺氧的高寒地带，在当时边境没有公路的情况下，或骑马或步行，辗转数百公里，代表西藏工委、西藏筹委会和西藏军区专程赴当雄，亚东，迎接访问印度返回西藏的班禅和DL。

1957年2月父亲与工委农村工作部长惠毅然（左）工委保卫处长宋子元（右）在乃堆拉山口合影

父亲那时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为了圆满完成这次中央赋予的重大任务，他不顾自己的身体，全力以赴地投身工作，为此彻底地累垮了！

他率领仪仗队等三百余人，先到当雄机场迎接了乘飞机回来的班禅和阿沛，并护送班禅回到日喀则。然后又不顾正值春节期间（1957年1月31日），冒着风雪严寒，转往亚东乃堆拉山口，事无巨细，精心安排布置，迎接从陆路回来的DL，并护送回到拉萨。沿途他不仅要确保DL和班禅的安全，还要保障他们各项佛事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对沿途只要有部队住的地方，他都要深入到连队，同干部战士谈心，特别是伙房和猪圈，都是他必去的地方。他用自己在红军时期当指导员的经历，教育连队干部：“我那时啥也不懂，只知道让战士们吃好，睡好，身体好，不要有思想问题。谁有思想问题，就跟他唠家常。在他们面前，我不像是他们领导，倒像是管家婆。可战场上，他们个个听我指挥，像小老虎一样往前冲。”

父亲途中在迎接DL的帐篷里

时任日喀则卫生连长的王秋平叔叔说（豫皖苏时期的卫生员）：

那次金副政委来到我连里，说DL做佛事去了，我到你这里看看。他要求连队干部要关心和爱护战士，做到官兵平等，永远保持红军的

光荣传统。他对随同执行任务的西藏工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惠毅然叔叔说：“这次我看到驻亚东、帕里的部队长时间吃不到菜，住日喀则的部队养的猪到处乱跑，战士吃不上肉，真使人心痛。”

随同父亲前往亚东执行警卫任务的原驻日喀则160团参谋长苗中琴叔叔回忆道“我带了一个营随行，金绍山副政委是一位有名的战将，属于战斗警卫方面的事，要求特别严格，考虑非常周密，涉及各方面的事务，特别细致。接待DL来，我们虽然只是一项警卫工作，但他考虑到可能涉及到国内外的一些反映，因此都设隐蔽哨位，迎接DL的场地也设在乃堆拉山口我侧，以避免涉外不良影响的发生，对我们下级有着极大的教益”。

回到拉萨后，一路鞍马劳累的父亲顾不上休息，作为军区党委副书记的他，又投入到筹备并参加西藏军区党委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中。

上图：1957年4月4日张国华（右3）谭冠三（左5）周仁山（左2）陈明义（右1）金绍山（右4）平措旺杰（右2）等在罗布林卡欢迎访印返回拉萨的DL（右5）和经师（左3）时合影

在一个早饭的时候，李觉伯伯的夫人魏侠阿姨发现父亲脸色很黄，精神很不好，在魏阿姨的力促下，他才于5月初去医院检查，当

即被医院留下，查出已经患了严重的肝硬化萎缩症，各项肝指标，无论是转氨酶、黄疸指数，用现在的话，都已“爆表”，医院表示已无能为力，陈明义副司令员立即电报中央军委。军委得知后，立刻派飞机接父亲到北京抢救。父亲在临上飞机前还对医院的同志说：“我不

要带医生陪同，拉萨的医生太少，西藏太难了，让他留下来给同志们看病，北京条件好，三、五个月病好后，我就回来！”父亲心中始终挂着西藏！到了北京后，父亲还认为病能很快治好，尽快返回西藏工作。同时打算等病治好后再把家从重庆搬到成都，以方便进藏工作。谁知这一去，北京协和医院也无力回天，竟成永诀！

1957年6月2日中午，进京治病不到两星期，父亲终因病已入膏肓，抢救无效，在京逝世，年仅41岁。

父亲英年早逝，令军委和总部首长、他的老领导及战友们震惊和叹息！许多人赞誉父亲“能文能武”，又为“可惜死得太早了”而惋惜。正如西藏军区給母亲的唁电中所说“方当壮年，正可做更多革命工作，不幸逝世，实是党和人民的损失。”张国华伯伯和谭冠三伯伯在给妈妈的信中说：“由于绍山忠于职责，该病的发生可能在接DL返拉时就有症候了，但他还是坚持工作，未表现出来，直到看不大吃什么东西，执问他是否身体感到什么不好的地方，他说跟去年春的感觉差不多。当时，我们不管他如何，促其住院检查，不幸他逝世，是我们很痛心的沉痛教训，这是我们未尽到最大的责任注意到，现在也只有更积极负责做好工作来纪念他。”

近几年，有位朋友曾跟我们说，你们的父亲，当时已经病得那么重没有休息一天，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还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任务，他是怎么挺过来的呀？我们无言以对，那时我们太小了，又远在重庆。现在想来，父亲是用高度的党性，为了西藏的和平与统一，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支撑着自己，他以实际行动和生命，铸就并展现了“老西藏精神”。

1957年6月5日，军委和总部在北京为父亲举行了公祭和安葬仪式。6月7日，西藏工委、西藏筹委会和西藏军区在拉萨举行了追悼会。

1957年6月5日北京追悼大会上，彭德怀元帅和陈赓大将等领导执绋引棺

在北京，彭德怀元帅、陈赓大将、甘泗淇上将、李达上将、余秋里中将等领导参加了公祭并亲自执绋为父亲送葬。甘泗淇上将在致悼词中赞誉父亲“民主作风好，既能坚持原则照顾整体，又能团结同志，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在康藏高原修建某机场过程中，曾被修建党委誉为‘好班长’，我们正需要很多这样的‘好班长’！”还称赞父亲“非常关心战士，常常告诫干部不要因为吃了小灶、中灶而忘了大灶。他在进军西藏途中常不骑马，并帮助战士挑担子，深得战士的爱戴，有人称他为‘好妈妈’，我们正需要无数这样的‘好妈妈’！”

父亲英年早逝，妈妈34岁丧夫，我们幼年丧父，是家庭的最大不幸。父亲在弥留之际，也深深思念远在重庆的我们。1955年底父亲离开我们重返西藏工作时，我们兄弟妹六人，大哥刚11岁，而且是跟父亲分别了十年才相见不到一年，最小的妹妹才半岁，考虑到只有大哥稍大点，于是让大哥赶紧去北京。6月2日上午大哥乘飞机离开重庆，下午才到北京，可父亲中午就逝世了，父亲临终也没见上大哥一面，大哥曾计算过，爸爸实际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过30天。因父亲长期远离我们，即便他在重庆学习时，也是周日才能见面，那时我们太小，根本不记事，所以对父亲的音容相貌，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幸亏还留下了几张照片，否则连父亲的模样都不知道。我们怀念父亲，猜想父亲离世时一定也眷念着母亲和我们。

父亲逝世后，我们34岁的坚强母亲张文心（1950年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之一，时任18军53师供给处副政委，27岁），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和悲伤，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成人，她把父亲的优秀品德归纳为“谦逊的思想修养，坚定的革命意志，不辞辛苦、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并概括为“谦逊、坚辛、朴素”六个字，给我们每个孩子，从大到小依次取一个字，将我们原来的名字

改成现名，以示让我们要永远学习和继承父亲的优秀品德。2007年3月28日，在父亲离开我们50年之后，我们坚强的母亲也随父亲而去，在天堂和父亲相聚了。